国际贸易考研，国际贸易考研考哪些科目
（编译删节了模型构建和数据解释相关的内容，如需进一步了解可参见原文）
原文标题：Global Supply Chain Pressure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flation
作者：Julian di Giovanni，Şebnem Kalemli-Özcan等人
来源：ECB
发表日期：2022年6月29日
译者：熊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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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速览
通过全球投入-产出的联系，从服务转向商品的构成效应被放大，对贸易和通胀均产生影响。
尽管商品需求十分强劲，但国际贸易对GDP变化的反应并不像2008-09年危机时那般强烈。较低的贸易弹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供应链瓶颈。
特定部门劳动力短缺在有供给冲击的情况下可能引发更高的通胀。
相较国内总需求冲击，来自海外的冲击和全球供应链瓶颈在解释欧元区通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如果没有部门层面的负面供给冲击，刺激总需求的政策不会产生如此高的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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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尽管所有国家都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却不像2008-09年金融危那样遭到同步的打击。 疫情冲击对各个经济部门产生了异质性影响，并且各国在不同时点反复遭其侵袭。 这种不一致的影响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第一，各国政府在应对疫情时反应不同，无论是卫生政策还是货币财政刺激的程度。第二，疫情在部门层面造成了供需两方面的组合冲击，通过投入-产出网络在国内和国际传播，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供需失衡，从而导致所谓的供应链瓶颈问题。
自2020年初以来，疫情周期已经控制了世界经济。在疫情爆发初期的“封锁阶段”，全球经济活动大幅下滑，贸易量和GDP双双崩溃。 自2020年底以来，疫苗的推出加上前所未有的货币财政刺激措施，导致各国和各部门间迅速但不对称的复苏。 由于不同变异毒株对公共卫生的反复冲击，以及断断续续的封锁和劳动力短缺，依赖面对面互动的服务业复苏缓慢，而制造业，尤其是耐用品，随着消费向其倾斜而迅速反弹，带动全球贸易迅速复苏。例如，在健身房关闭时，全球需求向固定式健身自行车的倾斜。
本文的目的是量化新冠疫情冲击在不同方面如何影响各国商品流动及其价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进行了三项基于模型的量化工作。首先，我们研究跨国和跨部门的消费变化如何通过全球生产网络在国家间溢出，从而使观察到的贸易流量合理化。我们研究了新冠疫情危机与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差别 。其次，我们量化了疫情对横跨经济崩溃和复苏阶段的通胀的影响。我们的研究框架不仅使我们能够检验2019Q4-2021Q4期间疫情对通胀的累积影响，还可以分解观察到的通胀背后的供需因素的贡献。最后，我们在多国框架下探寻国际溢出效应在引发通胀方面的重要性。
疫情和通胀的演变。在疫情的早期阶段，出现了负面的供给冲击，造成了最初的供应链中断，再加上疫情的不确定性，造成了需求不足，最终导致GDP的大幅塌陷。在复苏阶段，积压的需求对供应链造成了进一步的压力，导致了通胀。疫情的初始阶段可以看作是接触密集型部门的一系列部门层面的负面供需冲击，以及其他部门的正面需求冲击（例如，餐馆对比网购）。 复苏阶段涉及积极的总需求冲击，部分原因是政府的刺激性政策。 请注意，在复苏阶段，负面的部门层面供给冲击仍然存在，因为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仍存在。在我们的分析中，需求构成从服务向商品的变化，叠加一些部门的供给受限，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我们的框架中，国内通胀是由总需求冲击以及部门层面的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冲击驱动的。因此，我们认为，虽然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通胀迫在眉睫（例如，萨默斯，2021年2月），但很少有人预料到，在某些部门的劳动力短缺导致整个经济的供给限制持续存在的经济状况下，支出从服务到商品的持久且急剧的转变及其影响。事实上，在美国，早在2021年3月，FOMC就预计2021年CPI通胀率为2.4%。而在欧洲，截至2021年10月欧洲央行会议，通胀都未引起担忧。
我们的分析表明，疫情造成的劳动力错位在与总需求刺激相结合时必然表现为通胀。虽然消费者支出的增长勉强使经济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经济活动的这种反弹恰逢消散缓慢的供应链问题。这种 供需错配导致通胀相比2021年第一季度的预期来说更不具备短暂性，基础更广泛，且水平更高。 例如，尽管就业率和实际GDP在复苏过程中激增，就业率（紫色虚线）仍然严重低于2020年第一季度（疫情前）的水平，美国和欧洲的通胀（粉色实线）于2020年Q4开始上涨，表明供给限制和经济产能限制对推动通胀的潜在重要性（图1）。（译者注：此处原文有笔误，已编译修正）
图1
疫情和国际贸易的演变。由于供应链是全球性的，消费构成的变化对理解通胀和国际贸易的发展都很重要。 在许多国家，构成效应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贸易迅速复苏与消散缓慢的供应链中断及其引发的通胀并存的现象。 消费从服务向商品的倾斜加剧了由供给造成的限制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因此，虽然贸易流量似乎已经迅速恢复，但对制成品的过度需求最终导致价格上涨。
图2
图2显示，纽约联储的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GSCPI）与2021年初开始上升的美国和欧元区通胀一起移动。GSCPI衡量了几个跨国和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标的共同因素（例如，从新订单衡量的需求中清除这些因素后的发货和交货时间以及运输成本）。
图2中描述的时序列揭示了仅以贸易数据作为衡量全求供应链问题的指标的缺陷，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供应压力指数和通胀都随着贸易流动而上升。贸易是一个均衡结果，而供应链中断是关于需求和供给之间的错配，意味着不均衡。然而，研究贸易流动（如部门需求的变化）仍然可以了解到冲击是如何通过全球供应链进行跨国传播的。传播这些冲击的一个关键渠道是 “需求溢出”，即国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变化导致外国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进出口变化。事实上，2008-09年的贸易大崩溃（后文简称GTC）导致经济学家对这种通过中间商品贸易和跨境供应链的溢出效应的作用进行研究，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在GTC期间，全世界的贸易下降幅度远远超过GDP。
基于模型的工作。我们的第一项量化工作是对比GTC和新冠疫情危机中，全球贸易对国内需求变化的反应。有研究表明世界贸易对世界GDP的弹性可能远远大于1，甚至高达3，因为需求冲击会通过跨境投入产出联系而放大。该研究使用一个简单的全球投入产出联系模型，将观察到的各国部门消费需求的变化映射到生产和贸易流动中，结果表明所观测的需求崩溃可以解释2008-09年危机期间观察到的贸易崩溃的70%。虽然GTC期间的需求崩溃偏向于商品消费，而不是服务消费（新冠疫情期间的情况正好相反，尽管在早期阶段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都崩溃了），但鉴于服务占大多数国家GDP的比重较大，GDP相对于贸易的下降幅度并不大。 然而，全球贸易网络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放大作用，因为以实际价值计算的需求的最初变化（与GDP衡量方式一致）沿着最终消费商品的全球生产，在总产出（与贸易衡量方式一致）中被放大。 例如，国内经济中汽车的最终消费需要从世界各国直接和间接采购的零部件，这在生产流程的不同阶段形成了生产和贸易流动。
我们发现相对于2008-09年的危机，本次危机中贸易弹性更低；也就是说，相比2008-09年危机时期，本次新冠疫情危机早期阶段的GDP下降引起的贸易下降幅度更小。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当GDP在疫情复苏阶段出现反弹时，贸易也出现了恢复，但相比2008-09年期间贸易对GDP崩溃和复苏的反应要少得多。新冠疫情的独特性质引发了供给瓶颈并导致服务部门关闭，我们用供给瓶颈的重要性来解释上述低贸易弹性的现象。
这类全球模式与各国的通胀有什么关系？在标准模型中，对某些部门产出需求的增加，或者其他部门生产能力的下降，都会被相对价格调整抹平。具有较高需求的部门将通过较高的价格吸引其他部门的要素。由于负面供给冲击而导致生产能力受限的部门在雇佣工人时也将面临更高的工资。相对价格调整确保了必要的要素重新分配以解决这些问题，使得货币政策没有必要采取行动缓解这些部门的价格压力。
在一个要素流动性受限，要素在生产中互补，并且其中一些要素依赖进口的世界里，由于国内和全球部门特定要素的短缺，一个国家的通胀驱动因素可能是输入性的，且基础广泛。
由于疫情原因，生产在短期内出现了受限的要素流动性和互补性。 由于全球都暴露于与健康相关的冲击之中，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企业在短期内都很难重新分配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和（或）难以更换供应商。跨境生产联系的重要性放大了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无法在不同要素之间进行替代的影响，导致供应链瓶颈和价格上涨，并最终发展为持续性的问题。
我们的封闭经济模型表明，总需求和部门层面的劳动力短缺促进了欧元区和美国的通胀。部门层面的劳动力短缺（供应链“瓶颈”）可以解释欧元区通胀的一般，然而只能解释美国通胀的三分之一。通胀的其余部分是由需求端解释的，总需求比部门层面的需求转变的解释力度更大。该模型结构也使我们能够分解通胀的要素价格来源。分解结果显示， 在解释总通胀方面，名义工资的增长比资本价格的变化贡献更大。 鉴于该模型忽略了其他潜在的价格压力来源，比如企业的利润变化，我们认为这一结果与部门劳动力供给冲击的重要性一起，证明了“成本推动冲击”在推动欧元区通胀中的总体重要性。最后，当我们把模型扩展到多国环境时， 我们发现欧元区自身冲击只能解释观察到的通胀的一半。这一结果证实了国际溢出效应在推动2019Q4-2021Q4通胀上升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外来成本冲击在推动欧元区通胀方面的作用。
3
描述性数据模式
在疫情的早期阶段，世界贸易出现了严重中断。图3描绘了世界实际进口（等于世界实际出口）的下降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GFC）期间的下降。可以看出，在GFC期间，最初的贸易下降更严重，但在疫情期间，贸易反弹的速度要比GFC之后的贸易反弹快得多。
图3
这种总体叙述隐藏了很大程度的国家异质性（图4）。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相比，虽然疫情导致欧元区国家和英国的实际进口大幅下降，但美国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图5绘制了各国的实际出口情况，除了中国之外，所有国家在疫情时期的表现都比GFC时期更糟糕。可以说，这些差异反映了始于疫情早期的消费构成变化，特别是在美国，消费者在最初的封锁期间商品消费仍然强劲，因为商品取代了服务。反过来讲，这种消费一定程度上是由来自中国的进口推动的。
同样有趣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欧洲国家的出口恢复速度要慢得多，无论是相对于同时期的进口而言，还是相对于某些国家在GFC期间的表现而言，这可能表明世界其他地区对这些商品（例如来自德国的资本品）的需求下降以及生产能力受到限制。
图4
图5绘制了各国的实际出口情况，除了中国之外，所有国家在疫情时期的表现都比GFC时期更糟糕。可以说，这些差异反映了始于疫情早期的消费构成变化，特别是在美国，消费者在最初的封锁期间商品消费仍然强劲，因为商品取代了服务。反过来讲，这种消费一定程度上是由来自中国的进口推动的。
同样有趣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欧洲国家的出口恢复速度要慢得多，无论是相对于同时期的进口而言，还是某些国家相对GFC期间的表现而言，这可能表明世界其他地区对这些商品（例如来自德国的资本品）的需求下降以及生产能力受到限制。
图5
图6和图7表明，疫情期间欧美的实际GDP和实际私人消费下降幅度都比GFC期间要严重得多，这使得疫情早期阶段成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期。 新冠疫情的独特之处在于，在早期阶段，存在从服务向商品的巨大构成转变，尽管总消费支出有所下降。
图6
图7
从图8中可以看出，欧元区耐用品消费早在2020Q2就开始上涨，美国的速度则更快，而服务业消费从2021Q1才开始回升（译者注：此处疑似原文笔误，已修正）。
图8
图9表明，耐用品和服务业之间在相似的时间间隔里，实际消费增长的模式相同，并且美国的耐用品消费增幅非常大。
图9
图10绘制了与我们上文记录的构成变化相一致的通胀趋势。2021年初，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的总体通胀率和核心通胀率都在相似的时间开始上升，尽管美国的斜率要陡峭得多，而且开始的时间早几个月。
重要的是c面板和d面板的差异，欧元区和英国的服务通胀率仍低于3%，美国在2021年底则刚刚超过这个数字，而欧元区和英国的商品通胀率接近8%，美国则超过10%。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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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构成和国际贸易（多部门贸易模型）
本节使用一个具有投入产出联系的多部门贸易模型来计算贸易流量。给定2020-21年观察到的跨国部门层面的季度消费模式，并将隐含的贸易弹性与2008-09年贸易大崩溃（GTC）期间的情况进行了比较。
表1首先根据来自经合组织ICIO数据库的2018年投入产出表，列出了耐用消费品、非耐用消费品和服务部门的汇总统计数据。我们将每个部门的份额作为美国（US）、欧元区（EA）、英国（UK）和全世界的总产出、附加值、国内最终需求、进出口份额，其中全世界的份额是基于国家样本的加权平均数计算得出的。
从各国和各部门的情况来看，有两个关键事实。首先，服务部门的份额在一个国家的总产出、附加值（value added，即GDP）和国内最终需求中占主导地位。其次，当我们聚焦商品部门（耐用品与非耐用品）时，我们发现非耐用品在一个经济体的生产以及进出口中的份额更大，但国内总需求在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中的份额大致相同。
表1
表2列出了美国、欧元区、英国和全世界的实际进出口（即实际GDP）在国家层面上的弹性。面板Ⅰ第（1）至（4）列是根据观察数据构建的弹性，而面板Ⅱ第（5）至（8）列则是根据我们的量化模型构建的弹性。面板A的结果是基于大金融危机的数据，并使用2008Q2-2009Q2的崩溃期和2009Q2-2010Q2的复苏期之间的同比增长率。面板B的结果是基于新冠疫情期间的数据，使用崩溃期的2019Q2-2020Q2和复苏期的2020Q2-2021Q2之间的同比增长率。
相对于新冠疫情，贸易对GFC期间GDP的变化反应更为强烈。这两个时期的弹性差异是明显的，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两个时期的经济体受到的冲击截然不同，即 全球金融危机的金融冲击与新冠疫情的健康冲击之间的不同。
第二个事实是， 相对于欧元区、英国和整个世界，美国的进出口弹性总是更大。 无论是对进口还是出口，是在经济崩溃时期还是在复苏时期，都是如此。
在比较第（5）至（8）列的模型隐含弹性和第（1）至（4）列的对应数据时，值得注意的是，模型隐含弹性更小。这并不奇怪，因为模型框架是部分均衡的，并有几个假设，只是近似于现实。然而，定量结果仍然与我们使用已实现的贸易和GDP数据计算的结果相当吻合：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模型表现的弹性大约是面板A中观测值的二分之一，而在新冠疫情期间，模型表现的弹性则大约是面板B中观测值的四分之三。
重要的是，在观察模型结果时，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贸易弹性比新冠疫情期间的贸易弹性大，这一结果在大多数观察对象中都成立。虽然我们在对两个危机时期实施定量框架时利用了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表（2007年和2018年），但这些数据在截面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这进一步支持了供应链关系不容易改变。相反，两个时期各部门消费变化的差异是理解新冠疫情时期相比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弹性较小的关键。
表2
表3将基于模型的弹性分解为由贸易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部分驱动的反应。该表的结构与表2相同，但我们现在将进口和出口弹性分成“中间”和“最终”两部分来报告。例如，表2的面板A第（1）列所报告的美国的总进口弹性是表3的面板A第（1）和（2）列中数据的加权平均数，其中的权重数分别是中间商品和最终商品在总进口中的份额。
表3
面板A的结果显示，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大部分贸易的崩溃是由最终商品贸易驱动的，特别是美国的进口和欧元区的出口。 在复苏期的第一年也有类似的模式。纵观全球，我们发现最终商品贸易在解释崩溃和复苏时期的进出口总弹性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本节强调了需求的构成在推动疫情期间观察到的贸易模式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疫情期间贸易相对于GDP的变化比GFC期间更加平缓，考虑到公共卫生冲击在本次危机中迫使服务行业被关闭，劳动力短缺以及相关的供应链问题，这个结果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还阐明了，鉴于服务业对中间贸易商品的依赖，这种封锁的影响在各国之间蔓延。
虽然有人认为，相对于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期间的贸易恢复迅速，但应该强调的是，与国内产出的变化相比，贸易的这种变化并不明显（表2）。这种差异反映了两个时期不同冲击的对比，它影响了生产以及需求的构成。 因此，新冠疫情复苏期观察到的贸易反弹反映了供应链的良好运作，这种说法是一种误导。 事实上，贸易流量是一个均衡的结果，它反映了供需的压力。因此，只关注数量可能会产生误导。为了解决这一点，我们接下来转向一个典型的一般均衡宏观模型，它使我们能够将观察到的通胀分解为一系列的需求和供给冲击，以更好地理解生产瓶颈是如何促成当前的通胀环境的。
5
供应链瓶颈下的通胀：封闭经济模型
本节基于Baqaee和Farhi（2022）的多部门投入产出网络宏观模型进行了校准，将美国与欧元区的通胀驱动因素分解为单一货币政策当局在封闭经济环境中的需求和供给因素。
图15显示了基于45个部门的劳动时间数据对欧元区预测通胀的基线校准，而消费数据只有3个部门的。5.75%的预测通胀率包括所有的冲击（部门需求、供应、总需求），主要是由于总需求的冲击，但部门劳动供给的限制仍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负面的部门劳动供给冲击，通胀率将只有3.21%。这也反映在我们模型中考虑所有冲击下的45个部门中，有34个部门是受供给限制的。
图15
图16考察了将所有劳动时间从45个部门汇总到3个部门的稳健性，并显示了与45个部门校准相同的结果：如果我们只考虑总需求冲击，通胀率将是2.76而不是4.81。因此，无论汇总水平如何，部门供给瓶颈在解释2019Q4-2021Q4期间的欧元区通胀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注意到在此期间模型的拟合度也非常好，因为欧元区的观察通胀率为4.69。
图16
图17对美国数据进行了校准，使用了与Baqaee和Farhi（2022）相同的66个部门。供给限制在这里也发挥了作用，由于部门的劳动力供给限制，预测的通胀率为9.18而不是6.33。
图17
如图18所示，只使用3个部门并不改变结果。在此期间，美国观察到的通货膨胀是8.47。然而，与欧元区的结果相比，总需求冲击在解释美国通货膨胀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此，在我们的主要规范中，美国的大多数部门都是供应受限的（蓝条）。在66个部门中，有58个是供应受限的。这一结果与Gourinchas, Kalemli-Özcan, Penciakova, and Sander (2021)一致，其中扩张性财政政策（总需求冲击）增加了被归类为供给限制的部门的份额。此外，虽然部门需求变化的相对贡献（黄条）在欧元区和美国的校准中都很小，但这些变化在解释观察到的美国通胀中发挥了相对更大的作用（对美国的重要性大约是两倍）。
图18
该模型主要解释了在疫情期间不同冲击在驱动通胀方面的重要作用。 重要的是，需求和供给冲击在推动欧元区和美国的通胀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数量作用。然而，两个地区的总需求和部门供给冲击（供应链瓶颈）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不同。总需求冲击似乎在解释美国通胀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供应链瓶颈在解释欧洲通胀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鉴于两个地区在危机期间政府支持的性质不同，以及两个地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同，这个结果也许并不令人意外。
6
供应链瓶颈下的通胀：国际关联模型
本节对第4节的封闭经济模型做了扩展，以分析全球各部门间的联系对欧元区观察到的通胀的影响。本节的模型中包含三个部门：耐用品，非耐用品和服务；并包含三个地区：欧元区，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
我们首先说明国内和国外的投入来源份额有多大差别。图19展示了不同国家制造业的投入来源。条形图显示了每个部门在制造业总的中间产品采购中所占比例。然后我们把这些份额分成来自国内和国外的两部分。以中国为例：70%的制造业中间产品采购来自制造业（第一条柱体，紫色和黄色的总和）。在这70%中，近65%（黄色部分）来自国内制造业。
图19
图20展示了服务业的采购占比情况。以中国为例：40%的服务中间商品采购来自制造业（第一条柱体，紫色和黄色的总和）。在这40%中，接近37%（黄色部分）来自国内制造业。
图20
尽管现在家庭和企业能够从国外采购商品，但本模型与第4节的封闭经济模型结构仍然类似。
图21展示了国际联系模型的结构。我们的多国框架假定各国贸易平衡。
图21
在多国框架中，我们对欧元区和美国使用了与第四节相同的劳动力冲击、需求冲击和总需求冲击。我们将 “世界其他地区 “的所有数据汇总到一个虚构的国家，用RoW来表示。
基于以上框架，我们假设出三种可选情景。在情景1中，我们对欧元区、美国和RoW施加所有冲击。在情景2中，我们只对欧元区施加冲击。在情景3中，我们对除欧元区以外的地区施加冲击。我们基于这三种情景去对比通胀影响。
图22显示了三种情况下欧元区通胀的校准结果。情景1（蓝条）给出的通胀水平与第4节中介绍的封闭经济体的对应数据相似。在情景2（红条）中，我们假设冲击只存在于欧元区，预测的通胀率下降了3.3%以上。预测通胀率下降的原因是，欧元区家庭需要的国内商品可以用国外生产的商品替代，这些地区（美国和欧盟）没有受到扩张性需求冲击或收缩性劳动力供给冲击的影响，从而使其商品价格（反映在欧元区进口价格中）低于欧元区的国内价格。在情景3中，尽管欧元区没有冲击，但国外的冲击使欧元区家庭面临的价格大幅上升，导致欧元区的通胀水平达到3.26%。
因此，鉴于欧元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相当开放，而且受到国内总需求的冲击也相对较小，在解释2019Q4-2021Q4期间观察到的通胀时，国外需求和供给冲击的影响相比国内冲击解释力度更大。
图22
7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指出了新冠疫情所产生的持续通胀背后的几个因素。有趣的是，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在欧元区和美国有明显的差异。 虽然全球供给瓶颈对所有国家的通胀上升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我们的分析表明，在欧元区，这些负面供给冲击（国内和国外）的相对重要性大于美国，在美国，总需求冲击在解释2019Q4- 2021Q4之间观察到的通胀时发挥了相对更大的作用。 这些发现对货币政策在抑制当前通胀方面的潜在效力提出了不同看法。虽然我们基于模型的校准表明， 总需求的收缩将有助于抑制通胀，但只要全球供给瓶颈持续存在，价格增长仍将承受上行压力。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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