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哪些，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哪些
工业革命的发展，伴随着温室气体排放的急剧增加。时至今日，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冲击各国生态系统、关乎全球生命质量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温室气体排放量中由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含量最高，故学术界常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衡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指标，简称碳排放。
除通常意义上的碳排放总量外，随着研究的深入，为了便于分析，学术界还引入了一系列其他相关概念和指标用以衡量碳排放水平，如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碳生产率、贸易隐含碳等。
碳排放强度与碳生产率的测度指标互为倒数，都是将经济产出指标引入环境指标碳排放量以考察碳的利用效率，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研究指标。碳排放强度指单位经济产出所消耗的碳排放量，碳生产率则是指单位二氧化碳排放产生的经济收益。
贸易隐含碳的概念则诞生于国际贸易领域。开放贸易下新兴经济体广泛嵌入全球价值链，为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将生产与消费行为的碳排放进行分离从而将生产链中的碳排放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机会，“生产者责任”与“消费者责任”的争论走入了学者们的视野，从而诞生了关于隐含碳的研究。
根据碳排放的转移方向，贸易隐含碳又分为进口隐含碳和出口隐含碳：进口隐含碳指进口到国内并在国内被消费的产品在国外进行生产时产生的碳排放，而出口隐含碳指的是出口到国外并在国外被消费的产品在国内进行生产时产生的碳排放。根据碳排放的转移关系，国家间贸易隐含碳指一个国家为满足其他国家消费需求而在本国生产的碳排放，部门间贸易隐含碳指一个部门为满足其他部门最终消费需求而在本部门生产的碳排放。
基于责任分配原则的不同，碳排放测算也有着不同基准。生产责任原则是从生产角度出发，要求一国承担国界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以生产为基础的碳排放即直接对碳排放总量进行测算。碳排放总量的估算方法主要有碳排放系数法和物料衡算法。碳排放系数法是将能源分类后分别乘以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中相应的碳排放系数。
物料衡算法又称质量平衡法，是利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物质质量之和等于产生及流失的物质质量之和，即质量守恒定律进行计算该方法适用于碳排放源头无法测算的企业。然而国际贸易的发展打破壁垒为全球范围内的环境资源提供了流通渠道，催生出全球碳排放的区域转移，也称之为“碳泄漏”。并由此诞生了Hertwich&“污染天堂”假说，经过了许多学者的一系列观察和检验。
隐藏在贸易当中的碳排放使得一部分原本属于消费者的碳减排义务通过国际贸易转移到生产者身上。学者们开始质疑生产原则的公平性，并进一步提出了消费责任原则，即由消费者承担所消费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消费责任原则的基础是贸易隐含碳的计算。
Wiedmann将以消费为基础的贸易隐含碳排放计算分为由下而上的过程分析和由上而下的投入产出法。过程分析的主要方法是生命周期法，即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物质循环进行研究并记录其碳排放，这个方法对数据的要求较高，执行难度也较大，一般适用于特定商品。投入产出法则是依据投入产出表，测算直接和间接碳排放，是目前宏观研究的主流方法。
投入产出方法最早由Rostas和Leontief提出，后来逐渐拓展到其他领域，发展出一系列环境投入产出研究；Leontief与全球价值链研究。投入产出模型按照研究范围的不同分为单区域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所有国家(或地区)进行的贸易中产生的隐含碳，由于测度中将其他所有国家视为一个整体，本模型隐含了本国与外国拥有同等技术水平的基本假设，即用相同的碳排放系数进行计算。
Gale应用SRIO模型研究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促进贸易增长的同时也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Schaeffer和AndreLealdeSa采用SRIO模型研究了1970-1993年巴西非能源产品的隐含碳，验证了巴西由碳净进口到碳净出口的过程，并测算了碳顺差。Kondo和Moriguchi发现日本的碳走向同巴西刚好相反，经历了1985年前碳净出口到1990年后碳净进口的过程。Sanchez用18个部门的SRIO模型，研究了西班牙出口隐含碳的行业分布。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运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进行研究，马述忠和陈颖通过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估算了2000-2009年中国的碳排放，并分析了贸易碳排放净差增加的原因；闰云凤和赵忠秀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的部门差异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出口隐含碳最多的部门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进口隐含碳最多的部门是“化学工业”。
尽管考虑了异质性，但改良后的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中，仍存在由于未区分出中间品而导致忽略中间品流动的问题。具体来说，在全球生产链背景下，从原材料到生产环节每一步的半成品都可能经历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而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与能源结构都各有不同，即便是改良后的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也没有对中间品流向进行追踪。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它包含所有贸易伙伴国的多个生产部门，通过构建国家间的投入产出矩阵，测定各国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中所产生的碳排放，因而能够反映贸易产品在不同国家不同部门的分配。
Tiwaree和Imura建立了亚洲9国与美国间20个部门数据的MRIO，发现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于其他国家。Ahmad和Wyckoff从DECD数据库选取了24个国家17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以及国际能源机构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对二氧化碳的消费量和生产量进行比较，为消费责任的合理性提供数据支持。Peter和Hertwich采用封闭的MRIO模型，建立了分析贸易中隐含污染的理论框架，并在这一框架下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证实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技术水平差异在隐含碳问题的研究中不容忽略。
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对数据要求较高，近年来随着数据收集整理工作的发展，数据的可得性不断增强，国内学者也应用MRIO模型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潘安和魏龙利用WIOD数据通过MRIO模型检验出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形式各有区别，碳逆差和碳顺差同时存在。
彭水军等比较了生产侧排放与消费侧排放，并解释了碳排放快速增加是由于国内最终需求规模的增长和生产部门投入结构变化而导致的。吴开尧和杨廷干利用MRIO核算了全球7个区域的碳排放、碳足迹及碳转移。姚秋蕙等测算了沿线地区的隐含碳流动，发现全球有高达95%以上的隐含碳净流出发生在这一沿线地区。刘庆燕等以能源大省山西省为主要研究对象，测算了2002-2012年山西与国内其他省币之间的贸易隐含碳，指出其“净调出”省的碳定位。
随着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将全球价值链分解模型引入到贸易隐含碳测算中，Meng等整合增值贸易与贸易隐含碳两类研究，追踪了全球价值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了全球价值链的潜在环境成本。潘安以中美贸易为切入点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并通过比较认为MRIO模型计算相较于全球价值链计算高估了出口隐含碳。乔小勇等对比了根据WIOD，Eora和EXIOBASE三个数据库测算的碳排放结果，并在总体上确认了“南北碳转移”问题。
在观测贸易隐含碳流动的基础上，其影响因素成为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研究者分别从贸易自由化的驱动、气候政策和币场结构、技术等方向进行了分析。然而，这些研究很少专门针对制造业进行测算和分析，更追论分析其影响因素。聚焦贸易隐含碳的制造业细分领域，测算制造业的贸易隐含碳并验证以制造业服务化为代表的影响因素对其作用的效果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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