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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修明先生（1940-2021）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社员刘修明先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秦汉史和史学理论研究，曾任《史林》副主编、《社会科学报》常务副主编、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代表性著作有《儒生与国运》《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汉光武帝刘秀》《从崩溃到中兴》等，编著有《话说中国》（主编）、《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等。他曾承担“七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生与国运——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道路”，这一研究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2021年2月，刘修明先生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80岁。
2022年2月17日，刘修明研究员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会议室举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马军在发言中谈及发起追思会的原因：“刘修明先生自1963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直至2000年退休，始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服务。其间，他勤奋钻研，成果极为丰硕，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先秦史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是他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他为人内敛，即使离去之后，按照其遗愿，也没有举行追悼会或告别式，而是很快火化，不愿给众人添麻烦。但是，我们这些他昔日的挚友、同事、晚辈和读者，总是想着能尽可能多地、尽可能长地把他留住，所以便有了今天的追思会。对我们历史研究所来说，首先不仅同人获奖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成果的出版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老同人的离世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像刘先生那样，把一生都献给了历史所的资深学者，这更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郑重地缅怀他，重温他的事迹。”
马军研究员为刘修明先生编纂了纪念册，并写作《永怀刘修明老师》一文缅怀前辈。他表示：“我和刘先生同样都出自工人家庭，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也长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服务，我和他的人生轨迹确有不少暗合之处，尽管在学术业绩上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我甚至在他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从一而终，将一生与历史学和历史研究所紧紧地连在一起。……此外，刘老师生前对我平易近人，毫无他同辈人中某些大学者的架子，这一点对我也有很深的影响。”部分与会者合影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吴前进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是刘先生授过课的历史所研究生。吴前进回忆道，当年她听课时，刘修明先生50岁出头，对学生特别友善与平和，把学生当作朋友来推心置腹。她记得刘先生很推崇的学人是历史所同仁王守稼先生。“刘先生看淡了个人名和利，读书写作是他人生最大的快乐。”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剑提到，自己初来所工作时刘先生还未退休，令他印象较深的是刘先生对传统茶文化深有研究。张剑提议为刘先生编一本人物大事记，将他在学术活动之外的社会事务（如出版编辑等）事迹也记录下来。
历史所同人程念祺副研究员与刘修明先生相识较早，刘先生后来曾邀请他参加“话说中国”丛书的编写，他也积极参加。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经常能得到刘先生的指点与鼓励。“刘先生话不多，但在丛书写作过程中总能点到要害，指点迷津。刘先生退休后就过起了田园生活，他总是到太湖边上长住休养，同时也将这些生活点滴写成随笔小文在《新民晚报》等报刊上发表。”
历史所老同人汤仁泽副研究员与刘修明先生结缘也很早，其父汤志钧先生与刘先生是老同事，刘先生曾带着自己儿子到汤家来做客。30多年后，自己也与刘先生成为同事，在古代史研究室里共事。刘先生主编的“话说中国”丛书也曾邀请他参与编写其中的一卷。尤为难得的是，在2013年上海社科院举办的纪念汤志钧先生学术成就的一次会议上，刘先生仗义执言，述说往事真相，令人感动。
《解放日报》资深编辑司徒伟智先生则深情回忆了当年与刘修明先生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共事的若干情景。“修明兄具有宽容的品格，对人包容。”“徐家汇学员班的青年学员要向他请教问题，他都不遗余力，亲自给予指导、答疑解惑。” 1978年重新投入史学研究工作之后，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80年代初期我在《解放日报》理论部工作，修明兄常来报社编辑部商讨。有一次理论部的负责人赞扬修明兄从来都不浪费时间，经常从理论部弃置的旧报纸里搜集有用的学术资料。大家一致认为刘先生一心向学，分秒必争。”
历史所的吴健熙老师回忆了刘修明先生在学术生活之外的一面。他说，刘先生曾写过一本有关茶文化的书赠送给自己。此外，刘先生对佛乐也有欣赏的兴趣，借此可以排遣杂事、烦心事。他晚年住在太湖边上的明月湾，借此一方宝地陶冶性情，颐养天年。可见，刘先生有入世的一面，也有出世的一面。
曾在锦江国际集团任职的翁长松先生表示，自己和修明先生是忘年交、老朋友，自1974年自己到历史所学员班就学以来，就和刘老师长期交往，大家彼此经常见面、通电话。在同时代的一些老先生眼里，刘先生文笔好，出笔快，写文章漂亮。刘先生也重情谊，譬如王守稼先生的遗著《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是由他一手操持完成出版的。刘先生一生著述颇多，他晚年最为得意的著作，同时也是最能体现其一生心志的就是《儒生与国运》一书。他当年曾表示，写该书就是想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找一条现实的出路。从字里行间，可以发现处处对现实有所指，和现实有联系，归纳起来，就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史学工作者一定要有时代关怀。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老师代表他远在加拿大的兄长杨善群研究员发言。杨善群老师的书面发言指出，“刘修明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当年杨老师从兰州回沪工作后，在上海人生地不熟，经常仰仗研究室同人刘先生的鼎力相助。譬如，刘先生曾介绍自己到古籍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后来刘先生出版的《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也曾赠送给自己一套。“还记得在单位组织的一次赴浙江旅游活动中，我和刘先生一路同行，相谈甚欢。当时他健步如常，本想他可以更为长寿的，不想他就这样走了。”
《学术月刊》退休编辑谢宝耿先生接着发言，他表示，前一天晚上为了来参加这个追思会，专门翻阅了以前和刘先生的往来信函，看了以后感慨万千。粗粗计算一下，刘先生生前在《学术月刊》一共发了1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自己经手的，很幸运能够刊发刘先生的稿子。他认为，刘先生的稿子立论好，文笔好，论证也严密，自己感觉不是在审稿，而是在拜读学习。“和刘先生相识40多年了，那个时候他还年轻，很多方面对自己有指导和教益。后来刘先生一度从历史所调到《社会科学报》，我们大家在一个大院子里，经常有碰头，交流也更多了。晚年他经常到苏州去居住，因为他说自己眼睛不太好，到苏州休养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对眼睛有好处。刘先生还热心助人，推荐过不少人的文章到《学术月刊》编辑部，不但帮小青年，也经常帮老朋友。”
历史研究所周武研究员亦强调，刘先生在学术上有他独到的建树。“我1989年到历史所，因为学科差异，交集不是很多，但刘先生出版的每一本书都送给我，这些著作上都有他的亲笔签名，可见他对我们这些后辈是非常提携的。刘先生那代学人是比较艰难的，他是在那一代学人中能够成功突围，并且取得重要成就的屈指可数的几位。还有一件事，王守稼先生1988年去世后，他们家里很困难，儿子也很小。所里有几位同仁，记得有刘修明、吴乾兑，吴桂龙等人，每个月从自己工资里拿出一部分钱来资助王先生家里人，一直资助到王先生儿子高中毕业。另外，刘老师还为王守稼编过一本书，这本书是1990年出版的，那个时候出书很不容易，刘老师是动员了自己所有的关系和人脉来做这件事的，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帮挚友完成了遗愿。”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傅德华教授代表刘先生的母校发言。傅德华教授表示，刘修明先生是复旦历史学系的杰出系友，1958级的系友中少有其他人取得像刘先生那样大的学术成就。傅教授还回忆，自己是1970年入校的，之后经常到徐家汇的老历史所来查资料，由此也和刘先生相识，向他请教过问题。他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刘先生晚年住在太湖边上疗养，曾邀自己去聊聊，谈谈复旦历史学系的人和事，但是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一直没做成。
历史所同仁施扣柱副研究员发来了书面发言，她提到：“刘修明老师是才子型的学者，著述丰厚，嘉惠学林多多！他气质儒雅，性情温和，尤其善待后辈学人。我曾旁听过刘老师的研究生课程，他的循循善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曾推荐我参与太湖通史项目，因那时我正在华东师大读博难以分身，无奈辜负了他的雅意，深感内疚！他对后辈学人的关心堪称无微不至。”
最后，刘修明老师的长子刘潇江先生作了书面发言（因防疫原因，无法进入会场）。他首先感谢了会议的组织者和出席的各位师长，接着回忆了其父生活的诸片段：“在我的印象里，⽗亲是个穷⼈，我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他穿着打着补丁的中山装，被我的小学老师叫到办公室的情形；⽗亲是个勤奋的⼈，母亲时常对我提起，寒冷的冬夜，他披着棉袄在破旧的写字台上奋笔疾书的样子；⽗亲是个直率的⼈，退休前几年，他老是自叹 ‘刘郎才尽’，再也写不出上品的学术著作。我认为他最快乐的时光是在退休后的十几年里，采茶读书，含饴弄孙，那真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与会者缅怀刘修明先生，感念他为学术界所作的贡献，并表示，他的精神将长久地保留在《从崩溃到中兴》《儒生与国运》《话说中国》等出版物中，和我们在一起。